千秋功罪(一)
――《统一与分裂》第五章
● 葛剑雄

   引言：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当外国人
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第一节社会财富的投向引言：

   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帝或政权的首领有最高权力，有权支配自己统治范围内
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所以统一的范围越广，能够集中的人力和物力也就越多。相比之下，
分裂或分治政权可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周期性的人口下降大大推迟了
人口相对过剩的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耕地不足的矛盾，只有少
数地区人口过于稠密，但通过局部的人口迁移就可以解决。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商业、手工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商业利润基本用于消费和挥霍，而不是转化为资
本。在闭关锁国的情况下，人口和财富不可能流出中国。即使在开放贸易和移民的阶段，
也主要是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而不是由中国商人出国经商，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由外
国占有。移民只作为人力输出，而很少同时输出资本。因此，社会的剩余人力和积累的财
富主要是在国内消费的。

    “海龙王”的业绩

   开掘运河、渠道，修筑堤岸、水坝、闸门，以及水利设施的日常维护，有利于生产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项开支在总量中往往只占很小的比例。
   一些小型、中型的项目由于涉及的范围小，需要的人力、物力有限，分裂、分治政权
甚或地方政府就能办到。而且分裂、分治政权因为辖境小，水利工程对自身的利益有更加
直接的影响，所以往往更加重视。五代的吴越国主钱谬，对筑海塘、疏浚河道、农田水利
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还专门设置了“撩湖军”，负责疏浚西湖。吴越国的这些水利设
施对长江三角洲的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钱谬也被民间称为“海龙王”。

   大型的或全国性的项目则由于涉及范围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只有在统一政
权或较大政权才有可能完成，如黄河、长江大堤的修筑和维护，黄河水灾的预防和救治，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水运的维持等等。而在分裂情况下，不仅这些大型水利设施的日常维
修没有保证，还会制造人为的破坏。但是这类大型的项目为数不多，其中有的还是以为朝
廷服务为主要功能的，如京杭大运河主要是解决漕运，民用不大，对农业更是有害无益。

   太仓陈陈相因

   太仓是王朝用于粮食储备的，包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和集中在首都或某些地区的，主
要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在一般性、地区性的灾害发生时，地方的储备就能够解决问
题。但如果灾情程度严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时，就必须依靠大范围的调剂。统一
政权可以通过动用储备、丰歉地区间的调剂以及安置灾民易地就食等办法解决，统治区狭
小的政权就缺乏回旋的余地。但统一王朝往往储备过多的粮食和物资，或者置地方的灾害
于不顾，不愿动用朝廷的储备，或者过于注重在首都或近畿地区的储备，造成很大的浪费
。
   在西汉初经济恢复以后，历年积累下来的陈粮还没有用完，新粮又进了仓；当新粮成
了陈粮，又有新粮储备进来；仓库放不下，就堆在露天，结果都腐烂了，无法再食用。国
库中的钱数以亿计，由于长期不动用，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法进行统计。但实际上，西汉
整个社会并没有富裕到如此程度。就在积聚大量增加的这七十年间，百姓平时的贫苦生活
和遭受天灾后流离失所的记载在史书上不难见到。
   隋末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衣食无着，嗷嗷待哺，但统治者却不愿意动用储备。直
到隋亡，在洛阳的含嘉仓中还有大量的屯积。这些国家级的巨仓中所储备的粮食，都是从
各地长途运输来的，沿途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弛道和宫殿陵寝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为了保证政令的下达，下情的上报，物资的征集，军队的调动和
皇帝的巡游等，比分裂政权更加需要便利的交通，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当然其主要
目的是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所以优先考虑军队的调动、军情的报告、粮食的供应、人

   太仓是王朝用于粮食储备的，包括分散于全国各地的和集中在首都或某些地区的，主
要用于应付自然灾害和战争。在一般性、地区性的灾害发生时，地方的储备就能够解决问
题。但如果灾情程度严重、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时，就必须依靠大范围的调剂。统一
政权可以通过动用储备、丰歉地区间的调剂以及安置灾民易地就食等办法解决，统治区狭
小的政权就缺乏回旋的余地。但统一王朝往往储备过多的粮食和物资，或者置地方的灾害
于不顾，不愿动用朝廷的储备，或者过于注重在首都或近畿地区的储备，造成很大的浪费
。
   在西汉初经济恢复以后，历年积累下来的陈粮还没有用完，新粮又进了仓；当新粮成
了陈粮，又有新粮储备进来；仓库放不下，就堆在露天，结果都腐烂了，无法再食用。国
库中的钱数以亿计，由于长期不动用，穿钱的绳子烂了，无法进行统计。但实际上，西汉
整个社会并没有富裕到如此程度。就在积聚大量增加的这七十年间，百姓平时的贫苦生活
和遭受天灾后流离失所的记载在史书上不难见到。
   隋末天灾战祸频繁，无数百姓衣食无着，嗷嗷待哺，但统治者却不愿意动用储备。直
到隋亡，在洛阳的含嘉仓中还有大量的屯积。这些国家级的巨仓中所储备的粮食，都是从
各地长途运输来的，沿途的消耗也是相当大的。

   弛道和宫殿陵寝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为了保证政令的下达，下情的上报，物资的征集，军队的调动和
皇帝的巡游等，比分裂政权更加需要便利的交通，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当然其主要
目的是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所以优先考虑军队的调动、军情的报告、粮食的供应、人
生禽”，足以设立一个地下动物园。西汉末年赤眉军打开茂陵的羡门后，数万士兵搬了几
十天，陵中的陪葬品还没有搬走一半。直到三百年后的西晋时，陵中的珠玉还没有被盗完
。连号称最节俭的文帝霸陵，盗墓者也可以获得不少珠宝。其余的三分之二岁入中，也还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用于皇室的挥霍性开支的，宫殿、苑囿、宗庙的修建等；真正用于行
政管理的只占少部分。
   上行下效，大批皇室成员、贵族、文武大臣、地主、商人，也动用巨大的财富来经营
自己的地下乐园。西汉这个拥有数千万人口、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大帝国竟以它的大部
分的社会财富去修造大大小小的坟墓，看看保留至今的唐帝诸陵、含元殿和大明宫的遗址
、明十三陵、紫禁城、清东西陵、避暑山庄、圆明园遗址、颐和园就可以想象统一王朝在
这方面的花费了。

   军队和佛寺

   军队对任何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统一政权和分裂、分治政权为了保存或并吞对方就
要保持重兵，对峙中的政权往往要大修军事设施，分裂时期的军队数量和用于军事目的的
物资往往是和平时期的好多倍。
   一般说来，统一政权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
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
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二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
－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
称“东京八十万禁军”也非完全虚构。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
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
坏作用。
   用于宗教活动的开支通常不如以上几项，但当皇帝信仰宗教，热衷佛道时，或一个政
权以某一宗教为国教时，就会投入大量社会财富。南朝梁武帝的私人生活极其俭朴，但却
将巨额钱财投入佛寺，不仅建造了大量奢华的寺庙，而且四次到寺中“舍身”，朝廷为此
而付出的赎金就高达四百万。唐朝好几个皇帝都信佛敬佛，还搞过大事铺张的迎佛骨活动
。１９８７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的大量精美绝伦的器物，完全证实了史料的记载，当
时耗费的珍宝钱财是非常惊人的。西藏地区从吐蕃信奉佛教以后，为寺院投入的财富越来
越多，大批人民为寺院服务或直接成为僧人，到清朝时，寺院已占了绝大多数当地财富。
在宗教方面投入多大的人力和物力，显然与政权的规模、统一还是分裂无关，而是取决于
统治者对宗教的信仰程度和该宗教在国民中的普及程度。

   挥霍性的“赏赐”

   中国的帝王以天子自居，处处要表现自己的最高权威，把他所统治的国家当作世界的
中心，人间最富庶、最文明的地方；而一切外国都是夷狄蛮貊，照例是贫穷、野蛮的地方
，只能接受天朝的赏赐。
   越是统一的、疆域辽阔的政权的君主，就越有条件显示这一点。游牧民族或非汉族的
首领一旦入主中原，也无不以真命天子自居，效法汉族皇帝的作为。分裂、分治政权在物
质条件方面受到种种限制，名义上也觉得不大合适，因此一般不会有这类举措。历来的中
原王朝在与外国或游牧民族的交往中，即使在军事上处于优势，也往往不惜拿出巨额的黄
金、白银、绸缎、茶叶等物品作为赏赐，以换取对方的归附，却毫不考虑国家的实际利益
。在军事上处于劣势时，只要能够维持名义上的至尊地位，就会毫不犹豫地答应条件苛刻
的“岁赐”，“岁币”，甚至置割地赔款的惨重代价于不顾，而在一些微不足道的礼仪枝
节上斤斤计较。中国封建统治者这种妄自尊大和对外部世界的一无所知所产生的虚荣心理
，使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惊人的代价。
   汉武帝派往外国的使者一年多达十几批，每批自数百人至百余人不等。这些使者除了
搜罗珍宝、编造异闻来引起武帝的新的兴趣以外，就是跑到外国招摇过市摆阔气，把大把
大把的钱扔掉。由此而招来的“外国客”受到武帝的格外优待。为了表示汉朝的“富厚”
，武帝让他们跟着自己到处巡游，发给他们大量财帛作为赏赐，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甚
至搞起洒池肉林，大演杂技、魔术、摔跤，观看者人人有赏。又让他们到处参观粮仓库房
，好使这些外国人在庞大的物资积累面前吓得不敢动弹。人们大概永远无法找到当时首都
和各地如何对付这批“外宾”参观的具体记录，但史籍上明明记载着在武帝在大肆挥霍和
水旱灾害的袭击下，府库已经开始空虚，百姓们已大批流亡，所以为了完成这种任务，大
概少不了要弄虚作假吧！
   隋炀帝为了在外国人面前显示本国的高度富足，竟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
饰，以证明如此昂贵的东西在中国已经多得无处可放了。他还让人领着外国人进饭馆在吃
大喝，当客人酒足饭饱要付钱时，得到的回答竟是：“在我们这里吃喝向来是不要钱的。
”为隋炀帝这种“吃饭不要钱”的摆阔付出巨大代价的自然是倒霉的老百姓，就在洛阳的
外国人正在称赞（或许只是在讥讽）隋朝人伟大富裕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
而起了。
   著名的郑和航海更是中国皇帝炫耀国力的新招。这次空前绝后的壮举除了负有一项秘
密使命－－寻找在南京宫城起火后失踪的建文帝的下落之外，就是要把大量赏赐品发到海
外去，以换取外国对明朝名义上的尊崇和效忠。专家们已经详尽地考证出了这七次下西洋
的舰队的规模、人数、所载物品、航行线路和到达地点等，５００年前的中国造船和航海
技术实在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但这些物资和技术却被一位专制统治者用于一场莫名其妙
的出国布施和展览，所以七次航海的直接收获只是几种动物和几件土产。
   在清朝，连越南等国的贡使来到时沿途都要装饰布置，隆重接待。今天我们当然可以
解释为对外友好的象征，但当年皇帝和大臣们的出发点却完全是显示天朝大国的泱泱风度
和富足强大。直到列强的炮弹已经落到紫禁城内，国势已江河日下，皇位也摇摇欲坠的时
候，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外国人还只是一群贪婪的商人和乞丐，只要“量中华之物力，
结与国之欢心”，多给些钱物就能使他们款服。而只要大清国皇太后和皇帝不失体面，赏
赐洋人一些土地白银又算得了什么？
   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
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
象。由于统治者将这笔财富视为私产，所以大多被挥霍浪费，真正用于国家管理和社会进
步的反而是少数。想当然地认为统一政权必定会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大工程，有利于
发展生产等，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

千秋功罪(二)
――《统一与分裂》第五章
● 葛剑雄

   第二节 行政效率与治理

   引言：在同样实行专制制度的民政部下，分裂和分治政权同统一政权的治国之道并没
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分裂或分治政权的领土大大缩小了，往往只相当于统一王朝的一个或
几个一级政区，各地离政治中心的距离也大大缩短了，所以即使实行同样的集权制度，统
治层次减少了，传递时间缩短了，行政效率会有所提高。只要保持和平状态，人民会因此
而获得较多实惠。

   王温舒的妙计

   西汉的一位被班固载入《汉书．酷吏传》的官员王温舒出任河内太守（治怀县，今河
南陟县西南）时，首先准备了五十匹马，安置在从怀县到首都长安沿途。然后他开始审理
案子，将郡中的不法豪族和其他有牵连的罪犯大多定为死刑或灭族。由于死刑或灭族都必
须报朝廷批准，那些豪族自以为有足够的时间动用在京城的靠山和关系，有恃无恐。谁知
王温舒立即使用这五十匹马接力传送，两天就从长安取回批文执行死刑，杀得那些人措手
不及，也使当地人大吃一惊。到年底，把要杀的千余人家斩了个一干二净。
   像王温舒这样深知效率的重要性并想出这一绝妙办法的人，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
而被史官作为特殊的例子记录下来。但王温舒能这样做，毕竟还有其有利条件：河内离长
安并不算远，而且这条线路又是当时一条主要的交通干道，道路良好。如果让王温舒到日
南郡（治所在西郑县，今越南广治省广治河与甘露河全流处）、乐浪郡（治所在朝鲜县，
今朝鲜平壤市南）、敦煌郡（治所在敦煌县，今甘肃敦煌市）或益州郡（治所在滇池县，
今云南晋宁县东）去做太守的话，他要准备的马就不是五十匹，而是五百匹或更多，甚至
还要包括渡船。而且有的地方有好马也跑不快，遇到天气不好，有些地区的交通就会断绝
。
   驿站的普遍设立使王温舒这一办法普及化了，但这仅仅是加快了传递的速度，却并没
有缩短实际距离。且不说维持全国的驿站系统本身就是国家一项不小的开支，在不少地区
就曾经被认为是一种最不得人心的弊政。就是在驿站完整、效率正常的情况下，边远地区
与首都的公文往也得数十天之久。明朝每十年一修的黄册（户籍册）都要以省为单位上报
到南京后湖，据《南京户部志》记载官方规定的“黄册到湖期限”如下：
   浙江 二十日 江西二十二日
   江西行都司 二十二日 河南三十日
   山东 四十日 北直隶五十八日
   福建 六十五日 辽东八十五日
   广西 九十日 湖广 九十日
   山西 九十日 陕西一百五日
   四川 一百五十日 贵州二百五十日
   福建行都司 一百五十日 云南一百八十日
   时间最长的云南要半年后才能送到。如果是紧急情况，通过驿站加急传递，时间可以
大大缩短。在皇帝不惜工本的条件下，也能够创造出某种“奇迹”，如唐玄宗可以将杨贵
妃爱吃的鲜荔枝用专门的驿骑从岭南运到长安，明清时能把产于长江下游的活鲥鱼接力运
到北京。不过这种方法毕竟无法用之于日常的传递和联系，何况在中国的统一王朝范围内
还有更长的交通线，如从西藏到北京，从中亚到长安等。
   这就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没有机动交通工具的条件下，中国作为一个国家
是不是太大了？

   君民的不同选择

   要简单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因为国家有不同的政体、不同的制度，如果这是一个
地方享受充分的自治权力，中央政府干预较少的国家，地理上的距离并不会带来很大的不
便。可是，从秦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实行这种政治制度的政权，而是权力高度集中于
中枢的专制国家－－无论是统一时，还是分裂时，各个政权无不如此。二千多年来，专制
的集权化有增无减，依靠国家自身的调节已经无法改变高度统一和地理范围过大这间的矛
盾了，而只能由分裂、分治来缓解这一矛盾。
   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长期实行力役制，无论是劳役还是兵役，都要在全国范围内征调
，首都及边疆是服役的主要地区，对距离远的地区来说负担就大大加重了，甚至路途时间
会超过实际服役的时间。不堪忍受的百姓从减轻负担出发，宁可选择分裂或实际上的分裂
。西汉初的贾谊就曾证明：当时淮南的百姓迫切希望置于诸侯国的统治之下，而不直属于
朝廷，以便能就近服役，而不必再长途跋涉于淮南和长安之间。因此有时分裂和分治比统
一更受到民众的欢迎。
   由于地方官的合法权力相当有限（除非采取非法手段），所以官员们在遇到大小事情
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即上报上司，而不管实际效果如何。但上级官员同样只能自理有限
的日常事务，因此向更上一级或朝廷报告也是他们的法宝。中国结构复杂、内容浩繁的文
字和悠久发达的文学传统是大小臣工和他们的幕僚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这种繁琐的礼仪
制度和请示上报手续又为他们施展身手提供了机会。从现在还能看到的数以万计、或许是
数以亿计的历代公牍、奏折、诏令及各种公文中，虽然也不乏有关国计民生、军政大事或
人事任免等方面的重要内容，但大量的是千篇一律、毫无意义的官样文章和歌功颂德、阿
谀奉承的文字游戏。一些突发性的事件经过层层报告，然后得到层层下达的命令，往往已
经失去实际意义。
   自然灾害的赈济常常要等到灾情已经非常严重或者灾害发生后很久才能进行，因而即
使采取措施也已失去了最有利的时机。在二十四史的传记中，不止一次可以发现对清官循
吏这样的歌颂：在灾害发生时不等朝廷或上司的批准就下令开仓救济灾民，而劝阻他的僚
属大多会提醒他这样做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这就证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绝大多数官
员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这些凤毛麟角才会得到史官的重视而被记录下来。从史料记载看
，越是靠近首都，越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往往自然灾害越多，而边远地区却很少有灾害
的记录。这显然并不符合客观规律，只能证明边远地区不大可能获得及时的救济，因而灾
情报告不是没有留下记载，就是被层层的官僚机构耽搁了；或者是因为人口稀少、交通不
便，根本就没有上报。

   张知县砍茶树

   统治者所强调的高度一致性，即使出于善良的愿望，也往往事与愿违。因为除了羁縻
地区或土司以及统治者承认非声教所及的夷狄地区外，一般都必须实行同样的制度。
   例如为了重视农业或者在灾荒以后多产粮食，皇帝常常下诏，不许百姓从事农业以外
的劳动，却根本不会想到这在不少地区是行不通的。对从事渔业、狩猎、养殖、果品、手
工等行业的人民来说无疑是断了生计，结果只能加重社会的负担，造成经济倒退，而粮食
也不一定能增产。
   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其他宋人笔记中都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张咏任鄂州崇阳县的知
县时，下令将当地的茶园全部砍掉，要百姓种桑树。以后朝廷参茶叶收重税，桑树却不收
税，百姓大大受益。另一次他见到乡下人进城买菜，叫来一问是个农民，当下勃然大怒：
“你既然是种田人，难道没有地方种菜，还要到城里买？真是个懒惰的家伙。”当场令差
役打了他一顿板子赶回去。
   沈括等人都是以完全肯定的态度记下这两件事的，其实都很可讨论。张咏下令吹茶，
除了正好钻了朝廷改变税制的空子以外，并没有什么可行的道理；对进城买菜的农民也要
打板子，更是一种极其僵化的自给自足的小农观念。可以想象，在绝大多数更加正统而保
守的地方官治理之下，这种极其狭隘的农业观念加上专制制度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明朝初年因发现海盗骚扰，又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卷土重来，竟下令“片板不许下海”
，全面封闭了中国海疆，扼杀了航海业和海洋渔业。其实出现海盗的只是个别地区，敌对
势力的威胁更只是一种猜测，但高度统一的权力却使中国全部海疆遭殃。这道命令所造成
的损失已经大大超过了海盗的掠夺。

   “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

   为了维持这种高度的统一，除付出了不应有的代价之外，还导致了实际上的高度不统
一。这是因为在一个如此广袤而多样的国家中，各地的情况千变万化，交通又如此困难，
绝不是一道诏书做出的具体规定所能治理的。公开抗命意味着谋反大罪，提出不同意见也
会遭受杀身之祸，而执行又有实际困难，肯定不能照办，于是各种变通的办法便应运而生
，并且大多会得到上司的默许，或者成为惯例被沿用。
   例如户口调查，由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岁入和劳役的来源，一直备受统治者的重视。
但也正是因为登记户口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收赋税，真正的人口调查价值越来越少。作为统
计一定年龄范围内的健康正常的成年男子的单位－－丁，逐渐离开了它的理论涵义，而与
一定数量的银子或粮食等同起来，成为一个赋税单位。理论上应该代表人的“丁”在公文
和方志的记载中却出现了“半”，甚至有十几位小数点。而具体一个丁人价值，各地又千
差万别，往往除了具体经管的吏员以外连地方长官都搞不清楚。所以在明清二代相当长的
时期内，“丁额”基本上不是某一地区的成年男子人口数，而是该地所负担的赋税额度。
为了维护地方的利益，也为了自身的利益，地方官竞相争取丁额长期不变甚至减少，能这
样做的就被地方绅民誉为清官。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同时进行的户口调查条文具体，时限分明，比之于近代人口普查
的项目和条例也不逊色。由最基层的甲、里、县、州、府一直上报到朝廷，形成数以千吨
计的户籍档案，计算出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愚弄了今天的学者，就连
乾隆皇帝这样自以为英明睿智的君主也一度深信，这些数字就是他所统治的臣民的确实数
字，因而得出了从康熙四二九年（１７１０年）到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这８２年
间全国人口增加了１５倍的结论。根据这些数据，明朝的“人口”从初期以后的２００余
年间基本不再增加，甚至略有下降；南方大多数政区无论户数和口数都大幅度下降；这只
能用这种奇特的制度才能加以解释。
   这种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自下而上层层进行的户口调查登记的真正价值究竟如何，
只要从两个例子就可看出：一是清朝的皇帝不止一次发现，地方官的灾情报告所列的灾民
人数常常超过当地上报的全部“户口”数。另一件事发生在清朝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６年
），一位官员在清理明朝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的黄册时，发现竟预造到了崇祯二十
四年。估计明朝经办的官员不是闲得无聊，就是想为十年后的官员（或许他已编了不止一
期，预计自己有可能再编下一期）节省点手续，随手将十年后的数字“编”好了。可是他
万万没有料到明朝到崇祯十七年就亡了，这崇祯二十四年的黄册就成了千古笑柄。

   政策与对策

   在自上而下的监察系统很不完善，自下而上的监察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中
央政府甚至皇帝个人的命令，绝对无法避免有意无意的偏差和曲解。因为再具体的规定也
不可能没有遗漏，总能找到条文所没有涉及或无法规定的方面。一旦这种流弊出现，监察
系统既不能及时发现，更无法有效纠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可以说是中国的
悠久传统。
   汉文帝废除肉刑，以笞刑代替割鼻子和砍脚，应该说是一大进步。但不久就发现，犯
人的鼻子和脚虽然保全了，却有不少在执行笞刑时给打死了。甚至规定的数量还没有打完
时人已经死了，每年被打死的犯人有一万多，大大超过了原来判处死刑的人数。到他的儿
子汉景帝时就下令减少打的数量，犯人被打死的还是很多。于是景帝作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刑具以竹制，五尺长，一寸宽，半寸厚，竹节要刨平；行刑时只准打臀部；每个犯的人
施刑过程中不能换人，打完一人才能换。以后有的朝代还制作了标准刑具，派人拿到各地
去检查比较。明朝索性实行专业生产，每年由江南的官府提供三千块标准竹板供全国各衙
门使用。
   这些规定不能说不具体，制订者的用心亦不可谓不善，但任何规定都无法确定打手该
用多大的力、挨打者又有多大的承受力，而这正给徇私枉法的官员以至差役们留下了足够
的余地。明朝锦衣卫、东厂衙门在招收打手时有一项奇特的考试：在砖上铺上一层薄纸，
打手必须在规定的数目中用标准刑具将砖头打得粉碎，却不能把那层纸打破。这些打手日
后在行刑时会做什么事，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明朝的官员的接受“廷杖”（由皇帝亲自下
令在午门前打屁股）时，如果监刑的太监说一声“用心打”，或者两只脚尖相对，此人就
必死无疑了。
   各地的衙役虽然不会人人都有这样一手绝招，但几乎个个都有本领把坏事干得教人抓
不住把柄。既能致人于死地，自然也可以为人消灾。所以至迟在明清时，不少地方的衙门
都可以花钱雇人挨打。如江南的富户，一旦因欠交赋税受到传讯时，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
审；如果被判笞杖，就由乞丐代受，事后由主人按被打数目付钱。于是出现了代人挨打的
专业户，明朝中山王后裔徐青君，明亡后因家产被没收沦为乞丐，专门代人受刑。有一次
与人按挨打的数目谈妥了价格，谁知到时候被打了一倍以上还没有打完，而受刑的公堂竟
然就是他家原来的大厅。徐青君又痛又气，大叫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长官得知实情后
，并不追究衙役的责任，显然这种做法已是当时官场的公开秘密。
   要说高度集权统治下的制度只对被统治者起作用，其实也有欠公允，因为就是贵为天
子，也要受到祖宗之法和传统的束缚，有时要作一点微不足道的改变也不见得能成功。唐
德宗一次在深秋时节到御苑打猎，感到天气寒冷，就对左右大臣说：“九月份（农历）还
穿夹衣，二月份还穿皮袍，与气候不相称，我想都提前一个月，你们看怎么样？”左右都
一致赞成，叩头感谢皇上的关怀。第二天，德宗命翰林院讨论，准备发诏书。丞相李吉甫
认为这是圣人上顺天时，下合民情的好主意，应该编为法律，向全国公布执行。可是有一
位李相程却抬出了吓人的理由坚决反对：“《月令》规定到十月份才能穿皮衣。《月令》
是玄宗皇帝制定的，绝对不能改变。”德宗只得收回成命。当然，德宗并不是真的不能在
九月里穿皮衣，他要真穿了也不见得有李相程这样的人来找麻烦，问题是不能公开改变老
祖宗定下的规矩。

千秋功罪(三)
――《统一与分裂》第五章
● 葛剑雄

   神通广大的吏

   在这样一种僵化的集权制度下，大小臣工的真正能耐就在于找到制度和法律上的种种
漏洞来达到自已的目的，贪官昏官如此，清官也是如此。
   历史上各个王朝都有一整套典章制度，史籍上大多作了记载，唐宋以来各朝更是留下
了卷帙浩繁的具体资料。但人们如果稍稍翻阅一下史书，不能不对一种现象感到困惑不解
：正史中可以用《舆服志》、《礼仪志》等大量篇幅来记载什么身分的人戴什么帽子，穿
什么衣服，衣帽用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多大尺寸、用什么装饰；仪仗队有多少人，排什
么队伍，手里拿什么东西，每件东西什么尺寸这一类近于无聊的内容，甚至连演滑稽戏一
样的“禅让”也要照录那三劝三让的表文和诏书，可是真要查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
度，却往往非常简略，或者前后矛盾，语焉不详，有的竟毫无踪影可见。其实这倒并不是
史官们的疏忽，而是由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制度基本上都存在着两个系统：由皇帝和官
员们制定的正式制度，由吏们执行着的实际制度。前者是官方的、法定的、成文的，见于
记载，却不一定起实际作用；后者是实际通用的、得到法律认可的，不成文的习惯做法，
但从来未被正式记载，却真正得到了执行。
   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根源自然是专制制度，但直接的原因还是官与吏、统与治的分离
。
   从唐朝实行科举制度以后，自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尤其是正职官员，基
本上都是由科举出身的。科举的选拔标准是对儒家经典学说的恰当理解和解释、规范的诗
赋和书法，因此这些也就成了获取功名的人们的主要本领。但一旦当了官，他们马上会被
委以具体的政论部门或县以上的行政单位。在任期届满后，一般又要调动。他们原来基本
上不掌握任何专业知识，也没有经过任何行政管理的训练或见习，每次升迁都要改变部门
或单位，靠他们自己的本领是绝对无法胜任职务的，所以只能利用和依靠吏。
   吏与官恰恰相反。他们一般都没有进入科举，或者仅仅得到过起码的功名，但他们谙
熟一切与自己的部门或地方有关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法律、历史和现状、官场的微妙关系和
种种习惯做法。他们一般终身不离开某一部门或地方，有的还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他们
除了精通公开的律令条文以外，还了解不少内部流通的知识和数据，其中大部分没有书面
记录，仅靠口耳相传，对外界更是秘而不宣的。相当一部分吏是部门或地方的实际主宰者
，因为主管的官员很少或者完全不了解实际民政，只能依赖他才能应付上司和治理下属。
地方上的吏更是土豪劣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因而拥用很大的权势。但是吏的社会地位却
很低，至少在名义上是如此。除了特殊情况，他们一辈子也不可能成为官。吏的知识和经
验，即使其中完全合法的、有用的部分，一般也不会成为公开流布的著作；其中见不得人
的诀窍和内幕，当然就更不会留下书面记录了。
   官员中具有“经济之才”的人本来就不多，这些人中又不会有几个有机会掌管刑法、
财政、户口、建造、漕运、仓储、水利等实际部门，所以官员中真正精通制度的人只能是
凤毛麟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往往会发现，不少身居高位的人对本朝的制度也不了解，他
们忧国忧民的言论常常只是隔靴搔痒，不少对策奏章纯粹是纸上谈兵。即使是那些掌握了
一定的专门行政经验和实际情况的官员，也未必能揭开吏的黑幕。而且在中国历来的士大
夫阶层中，一贯存在着崇尚经义、鄙薄实际、附庸风雅、厌恶事务的风气。只要能引经据
典，符合儒家教义，就能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提出建议；即使根本不切实际，也会博得
一片赞誉。一个地方官尽管整天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甚至寻花问柳，只要诗赋出众，字
画不俗，就能赢得美名。相反，亲自自理公务，核对事实，计算数字，会被讥讽为俗吏，
似乎降低了身分，常常为同辈所不齿。
   汉以后各朝大多标榜以经义治天下，号称礼义之邦，各种典章制度、律令条文应该十
分完备，并且都要符合儒家教义，至少在文字上必须如此。但统治者的真正目的自然多与
孔孟等圣贤相左，儒家学说也不是安邦定国的百科全书，不可能解决多少具体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吏这一阶层就有了充分施展的机会。凭着他们的经验和手段，完全可以在不影
响皇帝和法令的尊严的表面下，维护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利益和习惯做法；在不改变制
度条文的前提下，实行完全不同却切实可行的对策。吏的这些作为会得到官的支持和事实
上的承认，但只能是默许，或者瞒上不瞒下。而且多数官员不悄于、也不可能了解吏的实
情，所以尽管这一切是尽人皆知的秘密，却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揭破这层黑幕，将真相记
录下来。
   千百年来的事实就是如此：以大大小小的吏组成的管理系统十分稳定地管理着国家和
地方的具体事务，不但不受到官员升降调动的影响，甚至也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从理论
上说，这一系统听命于大小官员组成的统治系统，但后者往往并不了解前者究竟干了什么
，或者是怎样干的。
   在这种形势之下，吏的权力之大、声势之盛，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清人许仲元的
《三异笔谈》中记载了一位“王二先生”（今译）：
   王二先生字立人，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是绍兴山阴县人。善于写奏折公文，不管是刑
事或财政方面的都非常内行。在云南时间很久，对当地风土人情尤其熟悉，所以成为当地
首席幕僚。他的家住在省衙附近的花园内，花木戏台样样齐全。总督、巡抚有事还可以批
条子召见他，道台、知府以下就只能登门求见了。布政使是浙江德清人许祖京，按察使是
湖北江夏人贺长庚，都是他的儿女亲家。省会所在的云南府知府是杭州人庄肇奎，与他的
关系更密切。他左边一个皮包中放刑事方面的文书，右面一个皮包放着财政方面的文书，
签定意见后就让仆人报到布政使和按察使衙门，两位长官不敢有再有任何改动。．．．各
府、厅、州、县的官员到总督、巡抚衙门参见以后，中午必定聚集到他家，有的拜见上司
和要人，有的会见朋友，审理案子的也跑到他家，消遣娱乐的更离不开他家。一个厅上在
审讯鞭打，一片喧哗，另一个厅上却是笙歌悦耳，舞姿婀娜；但各做各的，声音也都听不
见。每天晚上都要设宴，用具也与众不同，如专门设计制作了大方凳、宽茶几，每人用一
套。送上菜单后各人自点，每人有一把酒壶、一个菜盘，各吃各的，要都品尝或者专吃几
种，悉听尊便。
   这种情形直到清末还是如此。有的吏把他们的作用和与官的关系说得再明白不过了：

   来办事的人就像乘客，政府部门就像车子，我们这些人就像是车把式，各部门当官的
就像是骡子，我们用鞭子抽着他们往哪儿走就行了。
   吏们的坦率和自信真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以至人们不能不考虑一下，表面高度的统
一究竟是统一在谁手中？这些吏又由谁来统一？高度的统一究竟是否存在？
   再以户口为例。每个朝代对户口的编造和登记都有明确规定，而且按理论上的制度都
应包括全部户和口，但实际上却有不少朝代的户口数据至今还有很多不解之谜，甚至当时
人也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例如宋朝留下的全部户口数字，每户的平均口数都在二口左右
，最低的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年）是一点四二口，最高的天圣元年（１０２３年）也只有
二点五七口。这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无法成立的，所以连当时的学者都感到不可思议，
南宋著名历史学家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中说（今译）：
   西汉户口数最多的时候，户与口的比例是每十户四十八口略多些。东汉时的户口比例
，是每十户五十二口。．．．本朝从元丰至绍兴年间（１０７８－１１６２年）的户口数
，户与口的比例是每十户二十一口。每一家只有两口人，绝对没有这样的道理，这是由于
故意分立了很多假户并且还有许多人漏报户口的结果。但是现在浙江的户口比例，是每十
户十五口稍多，四川的户口比例是每十户三十口略少。四川人的生育不见得比东南一带的
人多，我想是由于四川不征收丁税所以隐漏的户口比较少的缘故吧？
   李心传的话自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仔细分析一下，却还是解释不了真正的原因。以
正常的家庭规模平均每户至少４．５口计，如果有８０％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的
２０％的家庭就必须每户分为１１户；如果有５０％的家庭按实际情况上报，其余５０％
的家庭也必须每户分成五户，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但是从宋朝的记载看，有资格、
有必要人为分成很多户的家庭只限于大地主和大官僚。如果这类人占总人口的５％的话，
那末他们的家庭必须都分成４１户以上，才会出现全国平均每户不足一个半人的结果。这
显然是不可能的。反之，如果一个社会有一半以上或更多的人都这样做，这种做法事实上
就成了合法现象。
   其实，宋朝存在着不止一种户口登记制度，有的登记全部人口，有的却只登记其中承
担赋税的人口（即所谓的“丁”），后者就是每户二口左右的数据的来历。就在李心传自
己的同一本书里，就记载了另一项数据：鄂州七县在绍熙四年（１１９３年）有６万多户
、３１万多人，平均每户是４．７３人。这位李先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鄂州居然不存在
浙江和四川同样的人为分户现象。很明显，宋朝实际实行的制度就连当时的学者和官员都
搞不清楚。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可能合理地解释这一奇特现象，却始终没有能找到原始资料
来证实。

   礼失求诸野

   最后，还有一方面的因素也是值得重视的，那就是以往中国领土的绝大部分是农村，
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分散的、没有文化的小农满足于自给自足的生活，也习惯于当差
纳粮，服从一切官吏。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现实制度的承认一般都相当慢，交通的闭塞
、传播媒介的缺乏更拉开了他们与现实制度和城市居民间的距离，所以很多高度统一的制
度往往管不了高度分散的穷乡僻壤的小农。天高皇帝远，连最专制的皇帝也无法建立起足
以控制全部小农的统治系统。
   在中国农村，人们对落后于时代、落后于历史的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已
经更改的年号可以继续使用，已经驾崩的皇帝可以继续接受“当今皇上”的礼遇，已经被
推翻的朝代可以继续成为效忠的对象。照样实行已经废除的制度，穿戴过去的衣冠，沿用
过去的礼节，那就更不足为奇了。直到近代依然如此，科举废了多年，村塾的老夫子还在
鼓励学生考秀才。辛亥革命以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小脚还会继续存在。前清官员乡绅
的特权，并未随着民国的到来而失去。清末已经宣布废除的笞刑，依旧在宗族统治中施行
。“礼失求诸野”，这句话真不愧是圣人的名言。
   在这种表面高度统一而实质上却各行其是的情况下，任何不符合现行制度的公开变革
，无论有多大的积极意义，都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整个国家机器实际上并不是按照貌似
统一的制度在运转，而是由多种潜在的、稳定的势力在驱动，所以即使改变现行制度，它
的巨大惯性也足以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但分裂和分治不仅打破了表面的统一，而且多少消
除了一些旧制度的惯性，在政权的分崩离析中有可能实现新的变革。

【 作  者】王琛

               一  美国传统的西藏政策
    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始于上世纪末，首次阐述其西藏政策则是在２０世纪初。１９０
４年，美国针对英印总督寇松炮制的"宗主权"理论，国务院训令驻英大使表示异议，指
出英国曾屡次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且"中国也从未放弃过他们的统治权"［①ａ］
。但该政策只是东亚大国格局所决定的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总政策的组成部分，目的是
阻止英国独霸西藏，为以后美国染指该地区留下余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立主义"的樊篱被冲破，美国对西藏的兴趣在沉寂了近４０
年后得以恢复。１９４２年４月日本切断了中国获得外援的通道滇缅公路，中国政府决
定修筑一条经由西藏的中印公路，得到美国的支持。英国却视中国暂时困难为侵藏之良
机，不仅煽动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并立即与之发生关系，还暗中唆使其反对中印公
路的修筑，声称：只有中国尊重西藏自治并保证不干预藏务，英国才能向藏方施加影响
。为获得美国的支持，英国还于七八两月游说其支持西藏"事实上"的独立，希望就此向
中国施压［②ａ］。然而，美国持谨慎态度。在此之前，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
列西藏于中国版图之内，在接到照会后，国务院两次向英国声明："就美国而言，它深知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拥有宗主权［③ａ］和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华民国版图的事
实，美国政府对此从未提过异议。"［④ａ］１９４３年５月，国务院再次声明上述立场
，并劝告英国，"美国政府不相信此时对西藏地位的详细讨论会产生什么益处"［⑤ａ］
。
    美国的上述表示并非偶然，它决定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１９４３
年４月，助理国务卿柏利为此告诫战略情报局（ＯＳＳ，ＣＩＡ的前身）局长威廉·多
诺万："中国政府的感情在战争中对我国及盟国具有重大意义，有鉴于此，在与西藏政府
发生任何接触和行动时必须避免对中国政府不必要的、粗心大意的冒犯。"［⑥ａ］
    与国务院相比，战略情报局对西藏的确兴趣盎然，跃跃欲试，以至于多诺万在１９
４２年７月请求国务卿赫尔批准该局的一个两人使团经西藏前往内地，并声称该行动的
战略价值将被证明具有深远的意义，他还请求对该计划及其军事性质严加保密［⑦ａ］
。１９４２年底使团抵拉萨后滞留３个月，两成员向达赖喇嘛呈上罗斯福总统的亲笔信
及礼物，频频联络藏人，广泛搜集情报。为取悦藏人，两成员还声称西藏可以成为战后
和平会议成员，美国对弱小的、希望独立的国家有极大的同情，答应为其购买远程无线
发报机。所有这些，使西藏分离主义分子大受鼓舞。
    虽然国务院对提供发报机一事持慎重态度，认为此举会引起"政治上的纠纷，触怒和
结怨中国人"，但多诺万强调：它"将使东西１２００英里的整个西藏地区对盟国开放，
这于未来有战略价值"。他无视国务院的意见，于１９４３年１１月把机器交与拉萨。１
９４６年底，杜鲁门总统又亲自下令送去数台供发报机用的发电机［①ｂ］。
    战略情报局在派出使团时虽未明确其使命，但可以看出其赴藏本身即其目的之一，
他们的行动亦可被视为对西藏的关心和支持。情况表明：美国有关方面正急于填写其政
治地图上的这个空白点。然而，这又不过是对美国传统西藏政策更大挑战的序幕。
            二  美国对其西藏政策的检讨
    "二战"结束后，美苏矛盾迅速激化，１９４６年是两国由合作走向冷战的关键一年
，整个世界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在中国，国共间的脆弱同盟旋告破裂，内战再度爆发，
美国以促进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对华政策宣告失败。印度、缅甸、越南和印度尼西亚
等地相继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殖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美国对日本实施了单独的军事
占领。面对国际格局的急剧转换和远东形势的发展，美国需要确立其新的全球和远东战
略。米勒尔的电报就是在此背景下出笼的。
    １９４６年底和１９４７年初，美驻印代办米勒尔两度致电国务院，要求派一使团
访藏，作为对１９４６年西藏亲善使团［②ｂ］的回访，以保持与西藏的友谊。他认为
，西藏"无论在意识形态抑或地理上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在抵御苏联方面是极好的缓冲
地带"。由于远东存在敌对政权上台的可能，西藏及其极端保守的人民可能成为"反对共
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堡垒和政治动乱大海中一个保守主义岛屿，在火箭战争年代还可能
成为全亚洲最重要的地区"。米勒尔最后称："不难看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
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加之中国的混乱，美国大
可不必顾及中国可能的反应［③ｂ］。
    国务院不打算走得太远。无论在全球还是在东亚，美国的政策转变都还未完成，其
外交决策者还未对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丧失信心，新的对华政策还在争论中。副国务卿艾
奇逊答复说，军方不认为西藏可作火箭发射台，此时作一次访问并无益处。但他又确想
与拉萨保持联系，并同意考虑派外交人员访藏，如果能做到"不引人注目且为非官方的话
"［④ｂ］。这就是美国对藏政策的新内涵，其目的显然在于既不开罪中国，又能以非法
途径获取藏方的好感，从而保持其政策调整的自由。随着全球和远东事态的发展，该政
策的两个方面日益发生不和谐甚至冲突的情势，使美国有关方面处于两难之中。
    １９４７年９月，受到外力煽动的西藏地方派遣以仔本夏格巴为首的商务代表团携
其自发证件及达赖噶厦的信函出访印、美、英等国，目的是"使西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
解西藏，结束西藏孤立状态，并采购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保证金"［⑤ｂ］。
    代表团访印后，于次年初抵南京，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和垂询。蒋介石希望代表团
出席国民大会，并令蒙藏委员会劝阻其出国，否则则用中国护照。夏格巴在滞留半年后
，以返印为名，借道香港，于７月初抵旧金山，致使蒋介石的上述愿望均告落空。为此
，蒋及立法、行政二院连连申斥外交部和蒙藏委员会制订补救之法，并对此后外交部与
有关国家的交涉予以密切的关注及指导［①ｃ］。
    调查得知，夏格巴是由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在其自发证件上签证而准入美境的。获悉
此事，不满又不安的中国外交部于７月１２日照会美驻华大使，指出西藏当局无外交权
，其证件不能替代中国护照，美无权为之签证。"中国担心的是美国的处理违反了它对中
国有关主权的承诺，若非个人错误，则是否意味其西藏政策已发生变化，中国希望国务
院的解释将满意到足够避免一次正式的抗议。"对此，马歇尔国务卿于１５日向中国驻美
大使顾维钧保证，美国会完全按中方愿望行事。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则解释说，驻港总
领事只是在一张普通纸上签证，该表格适用于其护照为美国不承认国家所发或签证申请
者不能提出有效护照之情况。当吃惊的顾维钧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而非美国不
承认国家、并希望知道该处理是否由国务院批准时，中国科科长斯普罗斯生怕中方究根
问底而决定息事宁人，连忙说此举纯属驻港总领事对签证的误解，不能表明美政策有所
变化，请中方不必太认真［②ｃ］。
    上述答复纯属欺骗，夏格巴的证件清楚表明美国正是在该证件上签证的。夏格巴抵
印后就开始寻求美英签证，美国亦就此进行过讨论，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国务院通知驻印
使馆：若西藏代表无中国护照就发给他们２５７型签证，即美国予申请者呈递美不承认
政府所发护照的签证手续。"若西藏代表坚持在其证件上签证，且有明显迹象表明现存的
技术原因导致其不来美国，请速告知，国务院再谨慎与入境机构安排，以便作出必要让
步。"［③ｃ］由于夏格巴先赴内地，且中方通知美英不得擅自签证，美国遂决定推迟作
决定，并指导夏格巴到南京办理有关手续。夏格巴抵宁后数次走访美国使馆，声称不在
其证件上签证他宁肯返藏。司徒雷登在５月１１日请求接受上述要求并很快被批准，２
９日他告诉夏格巴："那么，在香港给你们签证，我写信让我国代表给你们准备好。"当
天他就致信香港并上报国务院［④ｃ］。
    签证事件余波未平，新问题又摆在国务院面前。夏格巴抵华府的７月１９日，中方
要求出席美方与夏格巴的安排。２３日，美方通知中国使馆说，夏格巴已请求晋谒杜鲁
门总统，美不打算拒绝。尽管南京政府严重依赖美援，但在该类主权事上态度坚定。２
６日，中方要求拒绝接见，此后任何美官方与该团的交往均应通过中国使馆作出安排。
中国外交部指出：美方的作法"将给中华民国造成严重的麻烦"，"若西藏代表的目的纯为
商业性质，则通过与私人公司打交道即可得到完全的实现"［⑤ｃ］。
    美国声称，它将坚持其传统政策，不愿冒犯中国，但又不想拒绝夏格巴的请求。事
态的发展令国务院处境尴尬。看来若不发泄其早欲一吐为快的见解就难达目的。２８日
，斯普罗斯拒绝中方要求，并大加威胁说：
    尽管美国无意向中国对西藏法律上的主权提出异议，但中国政府应知道它未对西藏
拥有实际的统治是造成目前情势的根源。国务院对中国和西藏的感情都不愿冒犯，代表
团的出现使国务院面临着现实的困难。美国新闻界已对来访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若谒
见因中国政府而遭挫折为新闻界获知，国务院相信他们会利用对中国不利的形势，而且
根据美国人民普遍接受的自决原则，该问题亦可能被提出；再者总统本人已表示他对接
见有浓厚的兴趣。
    谭绍华公使重申中国的立场并指出美国的行动很可能被英国援为先例。他反驳说，
西藏代表本已被劝导答应返藏，正是美国的驻港机构改变了这一切，"总统的接见肯定将
损害中国对美国的友好感情"。中国的坚定立场及签证事件重提的可能使斯普罗斯只好退
求中国的方案［①ｄ］。
    顾维钧在外交部批准后向美方提出由他为西藏代表提出请求并亲自带其去白宫，然
而夏格巴拒绝该安排。８月９日，夏格巴向顾维钧声称，他将不再坚持谒见而前往纽约
。美国务院也转来同样的信息［②ｄ］。事情真的到此为止了吗？
    为安抚西藏代表，中国科副科长弗里曼８月２日大谈美国的"难处"，答应为其安排
一次无需中国大使出席的与国务卿的秘密会谈。４天后会谈如期举行，３１日副国务卿
本宁霍夫亦秘密接见夏格巴。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金５万盎司，尽管商务部和联邦储
备银行认为那与政治有涉，因为美政府只向主权国家售金，马歇尔却批准了该交易并为
之作无力的开脱："国务院不认为该行为构成对美国有关传统政策的破坏和影响了政府对
该政策的继续坚持。"副国务卿则特别要求西藏取消限制以便利美国人对西藏的访问，他
还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③ｄ］。显然，美国已不仅希望加强与西藏的感情联
系，而且盼望早日染指西藏这块中国领土。无论国务院怎样声称坚持其传统政策，但它
的所作所为无一不是欺瞒中国政府，并且以损害中国主权为代价，本宁霍夫的要求堪称
解开美国在该事件上态度的钥匙。
    美国外交决策者虽屡次声称坚持其传统的西藏政策，其行为却使之日趋弱化并且大
大加强了对藏政策的新内涵，该政策两面的分野趋势使国务院在处理问题时感到了明显
的窘迫，以至只有求助暗渡陈仓之计。这种矛盾及其产生的窘境，加之东亚局势的发展
，要求一个明确的西藏政策的出现。所以，夏格巴出访之戏尚未落幕，美国就开始重新
检讨上述政策。１９４９年初驻印大使汉德森建议："一旦共产党控制中国，美国就应视
西藏为独立国家。"４月，他又从世界与亚洲大势阐述上述观点，认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
的地位会因中共控制西藏而大受影响，西藏会成为共产主义向南亚扩张的基地。７月初
，汉德森再次请求检讨对藏政策，尽速向西藏派出外交使团并尽可能常驻拉萨以观察藏
事发展［④ｄ］。上述见解得到驻苏和驻华官员的支持，驻苏代办科勒于６月还建议利
用西藏问题把印度拉入亚洲反共的联合阵线，司徒雷登同意任何支持西藏独立的行动。

    国务院的考虑有所不同。远东司官员卢丝·培根为斯普罗斯起草一份长篇备忘录，
对西藏政策进行彻底审查［⑤ｄ］。她先提出支持汉德森的依据，内容与米勒尔、汉德
森和科勒的观点基本相同，同时又提出５条反对意见："西藏政策的改变与对成为大国的
中国的政策相牵连，除非现实清楚表明中国陷入永久分裂，否则不能抛弃它；承认将减
少目前我们反对苏联分裂中国北方的力量；承认徒然增加共产党对西藏的兴趣；西藏意
识形态及战略意义非常有限；对采取何种措施的回答决定于控制进入西藏的印度，它若
与西方合作，西藏的重要性就会降低，反之，西方利用西藏作为反共堡垒的困难就会无
限扩大"。对比之下，培根建议国务院采纳以下选择："尽可能视西藏为朋友，在不冒犯
中国的前提下与之保持友好并影响其靠拢西方；避免予中国对我们政策改变的印象的同
时，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以尽可能保持灵活政策；致力于获得有关西藏
的第一手情报，为此可不公开向西藏派出官方或非官方人士。"艾奇逊国务卿７月批准了
该方案，２８日他又通知汉德森可以私人旅行和科学考察名义向西藏派出外交人员［⑥
ｄ］。
    重新界定的新政策是一种观望或等待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艾奇逊"等待尖埃落定
"政策的反映。但应看到美国在朝改变其传统政策的道路上又迈出重要一步，时刻准备中
国的永久分裂而承认西藏独立，从该意义上说该政策又是一种积极的观望或等待，然而
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除此之外还不可能有彻底的突破。
            三  美国阴谋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
    １９４９年７月，西藏当局悍然发动"驱汉事件"。中国共产党一面严正警告事件幕
后操纵者，另一方面加快了藏事解决的努力。１１月及次年初，毛泽东四次电示有关方
面速作准备，因为"进藏宜早不宜迟"。中央政府亦向藏方发出和平解放的信息［①ｅ］
。鉴此，噶厦于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向美、英、印求援。
    美国自然不愿坐视西藏解放，但一如前述，它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印度的态度，而且
印度若能援藏，美国既可达到侵藏目的又能避开中国攻击的锋芒。然而，印度为保持其
在藏利益，就必须对华友好，这也是印度国力及其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此时
的印度正准备承认中国新政府，所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于１１月２１日对美驻
印代办霍华德·多诺万的请求予以否定的答复。多诺万于是请求英国采取行动并就此劝
导印度，他声称美国此时仅能保持同情，"美国认为印英承担此任务将更合适"。但英国
不愿为人火中取栗，它的在藏利益已由印继承，其在华利益及与印度的特殊关系使之在
１２月１２日宣布在藏事上与印度保持一致［②ｅ］。
    １２月２２日，西藏地方决定向印、美、英派团商讨援藏之事，多诺万于１９５０
年１月初为此征询印度对西藏新请求的立场。印度外长梅农称：只有中国拒绝西藏自治
，印度才可能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他也不赞成西藏外派使团，尽管印度为西藏提
供了小量武器，但希望避免任何有关西藏的挑衅活动和军事冒险［③ｅ］。
    美国也不愿接受西藏代表，尤其在毛泽东访苏时更是如此。艾奇逊在１月１２日通
知汉德森："目前代表团来美会使问题复杂化并加速中共的进攻，……由于印度的制约，
目前不能给予西藏援助。"为不使西藏对美失望，艾奇逊要他尽可能以此时援助有害西藏
为由劝其勿派团赴美，但双方可在印讨论援藏之事。然而，印度又拒绝了汉德森在印会
谈的请求。无可奈何的汉德森仍希望给西藏以美国关心西藏的印象，１４日他请求印度
允其向西藏派代表，他保证不给西藏承诺，不刺激中共，也不给印度添麻烦。但梅农以
可能加速中共进攻为由再次拒绝。事已至此，汉德森只好建议暂停努力，否则中共行动
后印度很可能归咎于美国甚至损害美印关系［④ｅ］。
    中国政府严密关注藏事发展，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和次年初严厉谴责美国以承认西藏
"独立"方式来分割中国这一领土并变为其远东的殖民地和侵略基地，指出西藏派团不过
是美国及其同谋所导演的傀儡剧，声明在１９５０年一定要解放西藏［⑤ｅ］。上述严
正立场及美、印、英的有关目标差异使美国大受挫折。１月底，西藏代表团只好滞留亚
东。
    西藏地方在求援的同时，向中央政府派出以夏格巴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并要求在香
港谈判。５月下旬，毛泽东特别指示周恩来通知夏格巴："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
。"［⑥ｅ］印度虽希望和平解决，却不愿在北京举行谈判，在中国未对其在藏利益作出
承诺前，它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印、英均认为最好在印度谈判以保持密切的注
意及影响，于是就千方百计阻挠西藏代表赴京。
    美国也密切注视局势的发展。汉德森３月间再次要求英国就援藏之事向印度施加影
响，印度表示它提供的少许武器仅为日常之需而与抵抗中共无涉，它还拒绝英国提供援
助的请求而宁肯单独干。６月９日，夏格巴向美方通报印、英对和谈的态度，对印度深
感失望的汉德森还是劝其接受印度的安排［①ｆ］。美国虽反对谈判，但在新德里总比
在北京好，这起码给美国再开展工作留下了余地。
    夏格巴的谈判愿望使国务院工作节奏加快。６月１６日，艾奇逊亲自召见英国大使
道格拉斯，讨论怎样才能激励西藏抵抗"入侵"而不是与中共谈判，希望英国援藏并尽可
能对印度施加影响。４天后，道格拉斯转来否定的答复［②ｆ］。尽管如此，美国仍不
放弃侵藏企图，朝鲜战争的爆发更刺激着这一欲望。７月１１日，艾奇逊与其他"感兴趣
机构"（显然是中央情报局）讨论了美国允诺秘密援藏的必要性，指示汉德森弄清在朝鲜
战争爆发后印度是否仍坚持原意、西藏是否能直接向印度请求从海外获取武器。１５日
，汉德森回答说，印度仍会坚持既定政策，但它可能难以拒绝西藏的请求，尽管它可能
会在"购买"的数量上有所保留。于是，艾奇逊２２日指示汉德森把"旨在获得印度合作事
留与西藏去做"，并为之设计了行动方案："你告诉西藏代表美国准备在采购及金钱上提
供帮助，西藏代表然后请求印度予以更多援助，印度可能会说西藏已获得它提供且西藏
能使用的所有援助，西藏接着就请求印度予其在海外获得的武器以过境的便利。回答若
是全盘否定，事就算完，否则你可以向印度提出此事并解释藏方向你提出的建议和美国
帮助西藏的愿望，接着可进入检查运输的工作。"艾奇逊还告诫说，尽管印度会怀疑这是
美国促成，但还是不能让藏方透露美藏的接触，以防印度产生戒心［③ｆ］。
    ８月初，美国把如意算盘向藏方一一托出，并就印度的反应求教英驻印副高级专员
罗伯特。罗伯特同意美方的估计，并鼓励美印直接接触。８月１４日，巴杰帕伊声称，
除非藏方提出，否则印度不会行动。直到昌都战役后的１０月２６日，梅农仍答谓藏方
从未向印提及有关请求，３０日汉德森再次努力，巴杰帕伊说在印中交涉时那是不明智
的。当汉德森以关心口吻询问此时能为印度做些什么时，巴杰帕伊答称，美国啥都不干
将是对印最好的帮助，武器过境之事一旦曝光会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而且，他
最后点题："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中印间制造分裂。"
［④ｆ］这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警告，印度已察觉到了美国的真实意图，这使汉德森
再不提及援藏话题。
    为打破缰局，扫除谈判障碍，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占领藏东重镇
昌都。尼赫鲁以此为由向中国发起外交攻势：连连发出照会，再次阻止西藏代表赴京，
鼓动藏方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美国也密切配合，唆使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于１１月１５
日提出"外国入侵西藏案"，并要求干预［⑤ｆ］。然而，中国政府于１６日作出有关照
顾印度在藏利益的表示改变了印度的立场［⑥ｆ］，尼赫鲁的行动也本是手段而非目的
。联大２４日辩论时，印度代表劳氏要求推迟表决并得到美国的支持，此前劳氏特向美
方通报印度的新立场［⑦ｆ］。其实不消劳大使浪费口舌，美国已决定无论印度态度如
何它均不能有公开的异议，尽管它希望印度支持萨尔多瓦的提案。
    昌都战役的消息无疑使美国人兴奋，但汉德森已对印度有关政策的变化失去信心，
因此他请求国务院对印度目前的困难表现出理解的同情而非某种程度的满足和幸灾乐祸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给尼赫鲁对我们正致力于利用该机会把印度拖入西方集团中来
的印象"［①ｇ］。国务院据此制订了对萨尔多瓦提案的立场，并指出其三方面好处："
１．宣传的好处。可证明中共的侵略本性及其借口帝国主义威胁的虚假性，在朝鲜、福
摩萨及轰炸中国边境事上对我们有利，可在美国反共产主义侵略上引导世界舆论；２、
印中及印苏关系的更大破裂可能导源于印度在藏事上对中共行动持积极反对态度，它会
使印度对共产主义更减少些中立和增加更多的现实主义，以致印度可能更愿意在反对苏
联及其卫星国时在主要问题上支持美国；３、美国对印度在该问题上领导地位的支持将
有助于美印关系更好的发展"［②ｇ］。
    在争取印度失败后，美国开始单独干。从１９５１年３月直至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
的谈判成功之后，美驻印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秘密勾结在印的夏格巴等分离主义分子，数
次密谋，以重金诱骗并声称已为达赖等在泰国、锡兰和美国安顿居所，企图通过诱使达
赖外逃来破坏西藏的和平解放［③ｇ］。然而，该企图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四  结束语
    美国的西藏政策在"二战"后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国务院虽也从传统政策前步步退却
，但最终仍未予其以彻底的转变，变革和传统的矛盾贯穿了该政策演变的全过程。在此
过程中，美国政策决策者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一）  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苏在战后迅速走向对抗，遏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称霸世界的美国冷战战略
随之确立，随着中国事态的革命性转变，冷战又扩至远东。鉴此，美国的西藏政策自然
要服从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西藏因此被赋予日益重要的意义：第一，从遏制中共出发
，视西藏为"独立"和分裂中国正符合美国利益，是对中国新政权的直接打击；第二，美
国不仅把干涉西藏作为对华冷战之需，还视为其反苏反共产主义的工具。由于印度坚持
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把它拉入西方冷战集团就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印外交的中心任务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杜鲁门邀请尼赫鲁访美，其目的正在于此。正如驻苏代办科勒建议
的，美国要利用西藏问题拉拢印度，建立一个反共的亚洲阵线。事实上，拉印度下水和
破坏西藏的解放是美国两个互相促进、并行不悖的目标。倘能使印中因此而对抗，则可
破坏西藏地方与中央的谈判；即使不能阻止西藏解放，则美对印的冷战目标亦已达到，
并可以此破坏中国政府对西藏的管辖。上述考虑使美国从其传统政策步步退却，冷战酝
酿、形成和升级的过程就是美国对藏政策传统涵义与日俱减和干涉西藏的企图日趋深化
的过程，其有关一连串事件和企图则构筑了美国该政策演变的历史轨迹。
            （二）  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对华政策
    美国的远东战略及对华政策当然是服务于其全球战略即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宗旨，但
它却有其自身的技术特点，这些特点又使美国不能对其传统政策以彻底的改变。它表现
在：第一，美国力量受到的限制使美国把冷战的重心置于欧洲而限制在远东干涉的水平
。从１９４８年上半年起，美国政府就在考虑凯南的亚洲战略新构想，即建立一条以冲
绳岛为中心连接阿留申群岛、琉球群岛和关岛等地的"沿海岛屿防御线"，日本、菲律宾
被视为该防御线的中心地带，而中国则不在此线以内。该构想在朝鲜战争前一直主导着
美国的远东战略。在美国外交决策者眼中，阻挠西藏解放虽符合美国利益，但在远东的
全局考虑中并未重要到美国公开干涉和承担义务的程度。第二，美国的打楔子战略。杜
鲁门１９４９年初在内阁中称不与中共打交道，但又认为应"防止中国附属于苏联"，"应
在中国寻找机会并保持灵活性"。标志美国远东战略确立的ＮＳＣ４８／２号文件建议：
"通过适当的政治、心理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与苏联之间以及中国斯大林主义者和其他
成分间的争吵，同时谨慎地避免给人以干涉的印象，在适当的时候应使用隐蔽和公开的
手段来达到以上目的。"［①ｈ］上述打楔子战略是美国冷战的一种特殊方式，也是美国
在远东力量不足的反映，在此战略下美国在藏事上不可能有公开的反华举动。
            （三）  印度的外交政策
    由于地理的原因，没有印度的支持与合作，美国的一切有关行动都不可能有实际的
意义，而且只能自取其辱。尼赫鲁的政策恰恰是和平中立和不加入冷战集团，该政策又
由于中国政府解决藏事的和平方针和对印度在藏利益的适当照顾而更加坚定，使美国始
终无可乘之机。
            （四）  新中国的强大、巩固和统一也是制约美国政策改变的重要
        因素
    １９４９年４月，美国国务院就得出结论：只有中国陷入永久的分裂，美国才能视
西藏为"独立"。而事情的症结恰恰在于美国外交决策者对该状况的出现缺乏信心，相反
，一个更加强大巩固的中国将要诞生。历史一再证明：一旦中央政府衰弱、国家陷于分
裂，外国侵略势力就会蠢蠢而动，大肆侵略西藏。了解这一历史，对认识现今某些国家
的西藏政策仍有现实意义。
                  〔作者王琛，１９６７年生，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①ａ  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
９３页。
    ②ａ④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China(1942).Unite
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7,PP.145,631.
    ③ａ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英国的"宗主权"理论。美国政府在此不是出于无知，就是
别有用心。
    ⑤ａ⑥ａ  FRUS,China(1943),PP.675,629.
    ⑦ａ  Mehra Parshotan,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dia,Tibet and China,Vol.2,1914-1954.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25.
    ①ｂ  Tom Grunfeld,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London:Zed Books,1987,PP.8
1-3.
    ②ｂ  该使团本打算赴美，因故未能成行。
    ③ｂ④ｂ  FRUS,1947,Vol.7,PP.588-94.
    ⑤ｂ  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２１
页。
    ①ｃ  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１４１-３９８２，８０１；《外
交部档案》１８-３４１８。
    ②ｃ  《蒙藏委员会档案》１４１-１９０１；《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中华书局
，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０８-４１１页。
    ③ｃ  FRUS,1947,Vol.7,PP.600-2;参见W.D.Shakabpa,Tibet:A PoliticalHistory
.New Haven,Connecticu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
    ④ｃ  夏格巴：前引书，第２２３页。
    ⑤ｃ  FRUS,1948,Vol.7,PP.766-7.
    ①ｄ  FRUS,1948,Vol.7,PP.767-8.
    ②ｄ  《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卷，第４１２页；参见《蒙藏委员会档案》１４１-３
９８２。
    ③ｄ  FRUS,1948,Vol.7,PP.775-6,782-3.
    ④ｄ⑤ｄ⑥ｄ  FRUS,1949,Vol.9,PP.1071-3,1077;1065-71;1078-9.
    ①ｅ⑥ｅ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１９４９．９-１９５０．２），中央
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５２、２０８、２２６，３６９页。
    ②ｅ  FRUS,1949,Vol.9,PP.1084,1089-90.
    ③ｅ  FRUS,1950,Vol.6,PP.272-3.
    ④ｅ  FRUS,1950,Vol.6,PP.275-6,283-6.
    ⑤ｅ  《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１
９８６年版，第５４８-５５０页。
    ①ｆ②ｆ③ｆ④ｆ⑦ｆ  FRUS,1950,Vol.6,PP.314-8,361-2;364-6;376-8,386-7;4
24-6,440-1,540-1,545-7;583-4.
    ⑤ｆ  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第２３７-２５０页。
    ⑥ｆ  FO 371/84455,转引自Melvyn 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
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Bekley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Press,1989,P.576.
    ①ｇ②ｇ  FRUS,1950,Vol.6,PP.545-7,577-88.
    ③ｇ  FRUS,1951,Vol.7,PP.1611-3,1619,1682-5.参见达赖喇嘛：《流亡中的自在
》，台北：联经出版社，民国７９年（１９９０）版。
    ①ｈ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
１６２、１６３、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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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1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 (李路路)

2102 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研究：1987-1997 (宋文兵)

2103 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研究 (王蓉)

2104 从农村居民资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 (何广文)

2105 合作金融组织的制度性绩效探析 (何广文)

2106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得 (李路路李汉林)

2107 工作、权力与女性认同的建构 (朱健刚曋凯)

2108 农村儿童养育中的文化权威问题 (景军)

2109 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制度绩效、问题及对策 (何广文)

2110 农村民间金融发展现状与政策 (李丹红)

2111 基础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从制度分析的视角 (郭建如)

2112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现状的思考 (李晓峰)

2113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和展望 (杨之刚)

2114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吴理财)

2115 中国义务教育与公共财政 (黄佩华)

2116 文革时期中国妇女的劳动 (金一虹)

2117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变革论 (陈彩虹)

2118 未来10年中国政治发展策略探讨 (康晓光)

2119 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 (田成有)

2120 中国通用航空发展展望 (吴桐水)

2121 传媒网站的若干发展趋势：中美传媒网站比较 (张咏华)

2122 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激励机制问题 (赵耀辉徐建国)

2123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根据浙江、江苏和山东一些乡镇企业个案的研究 (周其仁)

2124 产权改革和新商业组织——中国和俄罗斯农业改革的一个比较 (周其仁)

2125 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 (凌燕)

2126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毛泽东和后毛泽东时代的比较 (周晓虹)

2127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制度环境约束——兼以“第二次合作医疗”实验为例 (邹珺)

2128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唐钧)

2129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2130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谢泳)

2131 中国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改革问题研究 (朱守银)

2132 刍议地级市市辖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庞森权)

2133 蠡测县级行政区域的合理规模——以四川省县级行政区域为例 (庞森权)

2134 中国：为“三农”问题求解 (王东京)

2135 回眸民航重组内幕 (《南风窗》)

2136 中国媒介的全球性和民族性：话语、市场、科技以及意识形态 (李金铨)

2137 红卫兵美术运动 (王明贤)

2138 经济因素对中国村民自治发展的影响 (牛铭实)

2139 村民选举后的农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郭正林)

2140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效分析 (陈漫)

2141 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 (方长安)

2142 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程光炜)

2143 未来3-5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康晓光)

2144 分权、腐败与犯罪化──从比较分析的角度看中国 (Guilhem Fabre)

2145 市场化与收入分配——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住户收入调查的分析 (边燕杰张展新)

2146 族群意识与国家认同：新疆维汉关系问卷分析 (郭正林余振)

2147 世纪之交中国的经济转轨、社会公正与民主化问题 (秦晖)

2148 文化适应与合作：跨国公司在中国 (王春光方文)

2149 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的经验研究：导入新制度因素的两种方式 (杨团)

2150 农村税费改革影响农村义务教育的深层分析 (张谋贵)

2151 民营经济投资“禁区”研究 (王元京)

2152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困境 (杨团)

2153 中国农民增加收入问题初探 (课题组)

2154 农村妇女的就业与收入——基于山西若干样本村的实证分析 (李实)

2155 体制改革对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 (陈宗胜周云波)

2156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夏业良)

2157 再婚与再婚家庭研究 (金一虹)

2158 国家、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治 (肖唐镖)

2159 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环境分析——以浦东新区为研究个案 (郑浩澜)

2160 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政府与市场的作用 (左学金胡苏云)

2161 论司法权的中央化 (王旭)

2162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沈志华)

2163 城市中农业户口阶层的地位、再流动与社会整合 (郑杭生陆益龙)

2164 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系列) (徐滇庆)

2165 中国农村科技进步的制约因素 (杨鹏)

2166 现代国家制度下的中国县制改革 (于鸣超)

2167 大区体制的历史治革与中国政治 (华伟)

2168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苑鹏)

2169 资源重新积聚背景下的底层社会形成 (孙立平)

2170 中国财政转移支付的政治逻辑 (王绍光)

2171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悖论” (陈彩虹)

2172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 (李培林)

2173 近五十年“禁戏”略论 (傅谨)

2174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 (徐勇)

2175 三峡大坝工程带来的移民重大社会问题 (魏沂)

2176 中国人口生育问题研究综述 (于学军)

2177 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 (多人合作)

2178 「香港人」或「中国人」：香港华人的身份认同1985-1995 (刘兆佳)

2179 关于黄河治理的若干重大问题 (李国英)

2180 西北地区水资源与生态环境现状及其对策 (张学峰)

2181 西藏：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软肋 (王力雄)

2182 《新闻联播》样本分析及研究 (周小普)

2183 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焦点访谈》的实践与新闻改革的思考 (景跃进)

2184 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调查报告 (课题组)

2185 中国近20年来耕地面积的变化及其政策启示 (李秀彬)

2186 制度分析：地方财政与基础教育 (蒋移祥)

2187 自由贸易区：两岸关系的新课题 (杨丹伟)

2188 错位——“农民需求与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座谈纪要 (温铁军等)

2189 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 (康晓光)

2190 内核-边层：可控的放权式改革——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 (徐勇)

2191 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及其与乡镇政府的关系 (胡荣)

2192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 (宋永毅)

2193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会议论文) (孙立平)

2194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 (孙立平)

2195 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徐滇庆)

2196 从合作基金会事件看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 (课题组)

2197 中国的环境经济政策 (李克国)

2198 从相关立法看中国人权保障的法律框架 (朱毓朝)

2199 农业合作化决策的过程及其政治学意义：新中国1951 (秦汉)

2200 不平衡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困境 (黄平)

2201 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 (张小军)

2202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张德元)

2203 “三农”问题会不会导致中国崩溃 (李昌平)

2204 关于大跃进的注解 (李成贵)

2205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金辉)

2206 中国改革的历史转折：1999-2001 (何清涟)

2207 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上) (周旺生)

2208 1949－1999年中国立法检视(下) (周旺生)

2209 “九五”期间中国农民收入状况实证分析 (课题组)

2210 当代中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周晓虹)

2211 中国城镇人口统计数据整合研究 (白冰冰)

2212 国家政策对农村贫困的影响 (郇建立)

2213 我国财政政策的回顾与展望 (贾康)

2214 农民是如何失去土地所有权？ (于建嵘)

2215 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三大战略选择 (陈彩虹)

2216 中国金融总体风险评估报告 (多人合作)

2217 中国作证制度之三大怪现状评析 (龙宗智)

2218 “三农”的困惑与出路 (李昌平)

2219 中国农村的水环境问题 (徐海亮)

2220 中国粮食贸易改革 (Claude Aubert)

2221 受贫困所困的教育制度——中国贫困地区的小学教育 (李春玲)

2222 《进入廿一世纪的中国农村》导言 (熊景明)

2223 延安市农村社会发展考察报告 (杨团)

2224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1950-2002) (杨小凯)

2225 建国以来中央－地方财力之争 (王绍光)

2226 中国民用航空工业向何处去？ (高梁)

2227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何清涟)

2228 中国农村工业发展的因素分析 (林毅夫)

2229 家族的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政治文化认同 (郭正林)

2230 中国财政危机的成因与对策 (魏凤春于红鑫)

2231 关于中国“地下电影”的文化解析 (鱼爱源)

2232 1949年—1956年大陆报业企业化经营概述 (宁启文)

2233 从下放到下岗 1968-1998 (陈意新)

2234 双重结构化下的法律解释——对十名中国法官的调查 (强世功赵晓力)

2235 中国能不能办出世界一流大学 (丁学良)

2236 中国立法的非正式性及其政治功能 (韩丽)

2237 中国单位体制下的党政关系 (刘求实)

2238 政党及其经费来源——兼谈台湾的党营事业 (徐滇庆)

2239 文化市场发展与剧团体制改革 (傅谨)

2240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刍论 (傅谨)

2241 中国NGO问卷调查的初步分析 (邓国胜)